近日，重庆市大渡口区村妇杨克凤向媒体爆料：2014年6月份，其丈夫喻永春带领家乡的一帮农民工为重庆市大渡河口区教委发包的两所学校施工，由于大渡口区教委作为发包方监管不力，导致工程被承包人层层转包，其丈夫喻永春以及众多农民工的工资近50多万元无法讨回。丈夫喻永春无钱治病，于2017年去世，虽然她多次到发包方重庆市大渡口区教育委员会以及区信访局等部门反映，但是均无果而终，至今没有拿到血汗钱。

据杨克凤讲：虽然承包重庆市大渡口区教育委员会这2所学校工程建设的单位分别是重庆一建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和福建昌源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但是这两个公司自始至终没有人员出面，两个工程的实际负责人是本地一个叫王付成的人。王付成先是找到一个叫王唐伟的人，让王唐伟为其供应门窗材料，然后又通过王唐伟找到她老公喻永春，让喻永春带一部分农民工给这两个工程施工，并且承诺说这是政府工程，工资不会拖欠。随后，喻永春就从家乡带了一部分农民工前来施工。在工程的前期阶段，农民工工资还能够按时支付，到了工程结束以后，这两个工程还欠喻永春以及其他农民工工资50多万元。这个时候，王付成就以各种理由推诿扯皮，拒绝支付剩下的农民工资，最后连电话也不接了，人也找不到。无奈之下，喻永春和供应门窗材料的王唐伟想办法和重庆一建建设集团和福建昌源建筑工程有限公司联系，但是这两个公司既不派人出面，也不接电话。王唐伟又到发包方大渡口区教育委员会去反映情况，大渡口区教委基建科长李军给出的回复是:此事与教委无法律上的直接关系。

由于无法讨回工资，喻永春每天都要面对着天天过来过来讨要工资的父老乡亲，这些前来要工资的农民工，说出来的理由都是让他无法拒绝：有的是老人有病，有的是孩子上学等等。喻永春内心万分自责，只好把家里仅有的一点积蓄拿出来，借给这些农民工兄弟救急，而他本人则是急火攻心，不幸患了肺癌。由于家里无钱治病，喻永春于2017年1月份去世，年仅53岁。

喻永春去世以后，家里还有两位老人，白发人送黑发人，又让两位老人大病一场。

杨克凤告诉媒体：从喻永春去世至今，她几乎是天天以泪洗面。家里负债累累，还要面对前来要工资的农民工。无奈之下，2018年的3份和7月份，她跟施工班长一起找到大渡口区小学负责工程的徐主任，徐主任说还有100万的工程款大渡口区教委马上就要拨付给总承包单位，等到拨付的时候，会通知杨克凤和王唐伟过来协商。听到这个消息的杨克凤心情稍微好了一点，就在家安心等徐主任的电话，希望等到教委拨付工程款的时候通知她，能够跟王付成见面，讨要农民工工资。

不料一等几个月下去了，杨克凤一直就没有等到教委让她去协商的电话，当她和王唐伟12月份再找到徐主任的时候，徐主任给出的答复是钱区教委已经拨付总包了。听到这个消息的杨克凤，欲哭无泪。

2019年7月26日，王唐伟在重庆的问政平台上发了一个帖子，将发包方大渡口区教委监管不力以及王付成故意拖欠材料款和农民工资的情况反映一下。大渡河口区教委在问政平台的回复是：区教委(学校)支付工程款按程序只能支付给合同单位，学校无任何拖欠合同施工单位工程款情况，不能也无法擅自支付给无合同关系的其他单位或个人。教委以及学校在类似经济纠纷中没有强制手段，建议走法律途径解决此类经济纠纷。大渡口区教育委员会，2019年7月26日。

对于大渡口区教委的回复，杨克凤和王唐伟均表示不认可，认为教委就是在推卸责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第26条第2款规定，实际施工人以发包人为被告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可以追加转包人或者违法分包人为本案当事人。发包人只在欠付工程价款范围内对实际施工人承担责任。

根据以上法律规定不难看出，大渡口区教委作为发包方，在欠付工程价款范围内要对实际施工人承担责任的。更何况在大渡口区教委还有100万的工程款没支付之前，杨克凤与施工班长就已经找学校的徐主任，明确告知还有一部分农民工工资和材料款没有结清。在这种情况下，大渡口区教委仍然不声不响的就把工程款支付给王付伟，个中缘由，令人生疑。

退一万步讲，即便大渡口区教委不需要承担连带责任，那么其作为一个官方机构，从关注民生和维护社会稳定的大局来讲，对于承包方与农民工之间的工资纠纷，也应该有个协商调解的义务吧，而不是像在问政平台上回复的那样，将自己的责任推得一干二净。与情与法都说不过去。

对于杨克凤反映的问题是否属实?大渡口区教育委员会将如何回应杨克凤的实名举报?媒体将持续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