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亚洲管理学院院长周卫国教授简要地介绍了新加坡在绿色发展与科技创新方面的政策。周卫国教授首先介绍了新加坡低碳经济的发展状况：在发电占碳排放总量的48%的情况下，新加坡积极发展用更多的天然气进行发电;在工业生产占碳排放总量的12.3%的情况下，鼓励企业采用节能措施，延长“能源效率科技援助计划”政策，鼓励企业建造热电共生系统循环发电。周教授在报告中还提及了在交通、建筑、家居等方面新加坡绿色发展的工作重点及相关措施。在此基础上，周教授概括提出了新加坡低碳经济的五大策略：企业家精神与市镇节能、科学家精神与技术创新、服务型政府与资源再生、公民价值观与优雅社会、可持续发展与廉洁执政，并进一步阐释了企业家精神、科学家精神、服务型政府、公民社会的含义等。周卫国教授还介绍了新加坡绿色环境的策略，重点介绍了新加坡组屋绿色建筑标准。在新加坡绿色科技的创新方面，他认为绿色能源科技成为创新发展的实践。新加坡在太阳能研究领域执世界牛耳，新加坡在石油业的雄厚基础，不仅为生物燃料业与下游化工项目的合作提供了完备的基础设施，也为生物燃料交易活动做好了准备。风力能源的发展策略表现为新加坡吸引了风能和潮汐能领域的国际性企业把其研发部门引进本地，并进一步增强新加坡洁净能源技术领域的创新能力。最后周教授总结新加坡的成功经验主要表现在英国殖民地留下的法治社会、儒家思想为核心的价值观念和为人民服务的公共管理责任三个方面。

　　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科技创新委员会理事长、中央党校哲学部赵建军教授在《中国绿色发展的机遇和挑战》的报告中指出绿色发展既是中国面临的挑战又是难得的机遇。他认为中国的发展是在文明转型背景下的发展。当代的中国正处于从工业文明到生态文明的转型时期，因而要相应地完成化石能源到可再生能源、人的价值到生态价值、人与自然冲突到人与自然和谐等几个方面的转型。具有中国特色的绿色理论创新应该主要体现在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思想、以循环低碳经济为手段、以可持续发展为发展理念、以“两型社会”为 制度模式、以生态文明为理想目标，最终指向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以及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中国的绿色理论创新是对人类文明发展规律的历史性把握、是对中国现实发展判断的实践性提升、是关乎中华民族未来与世界和谐的理论、是对西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超越。当前需要深入探讨的理论问题是：在人与自然的关系方面如何确立生态价值观、在人与人的关系方面如何体现公平和责任原则、在人与自我关系方面如何进行生态意识启蒙。赵建军教授最后指出，绿色崛起是中国唯一的崛起之路，这个目标需要动员每个中国人都行动起来才有希望实现。

　　新加坡亚洲管理学院鲍尔·费茨派却里克教授认为，新加坡正在着力发展绿色经济。在绿色经济的时代，绿色经济理应成为当代社会全新的成长方式，他援引了新加坡自然研究学会会长希昂蓝博士的观点指出，“绿色经济的卖点之一是降低成本提高效率，人们需要购买绿色产品，社会需要保护生态环境。”“绿色生活不仅省钱，更重要的是政府、社会各界、工商企业、非政府组织以及每一个人都已经在绿色经济的发展方面达成了共识。”他进一步指出资源的有效利用产生金融创新意识，新加坡政府去年启动的低碳足迹发展蓝图就是为了提高自然资源的可持续发展意识，增强对自然资源的有效利用。最后费茨派却里克教授断言人类社会将进入绿色的发展阶段。他援引新加坡环境理事会执行董事霍华德邵的观点，指出虽然新加坡是个缺乏自然资源的城市国家，但是绿色的新生代正在成长，有关环境保护的科普教育已经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如果我们的环保政策最终能够深入人心，而不仅仅是理念层面的转变，那么我们就可以相信，为了保护环境人们将自觉地做出改变，到那时我们才会进入一个真正的绿色经济时代。

　　中国生态文明研究与促进会研究与交流部胡勘平主任就绿色发展与创新的话题指出：中国确定生态文明建设的发展战略，既吸收融合了世界各国在可持续发展、绿色发展上的先进理念和成功经验，也是基于中国国情的实践探索，是一种发展理念的重大创新。同时胡主任还简要地介绍了促进会为服务国家生态文明顶层设计、助力各级地方政府生态文明创建而开展重点课题研究的情况。如2012年为十八大报告起草工作开展了调研，建言献策;今年“两会”期间组织代表委员撰写提案议案，呼吁生态文明建设和环境权入宪，等等。现阶段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着力点就是两型社会建设。因此，在实践层面，促进会着力开展了包括北京在内的中国北方地区面对水资源匮乏而积极开展节水型社会建设工作等。最后，他结合新加坡实现水独立的成功经验进行案例分析，提出加强中新两国在解决水资源危机问题上研究与交流合作的建议。

　　西安中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姜鉴明先生从实践层面介绍了中亚·阿尔卡绿色低碳能源站在城镇建筑节能领域中的应用问题。他为与会专家介绍了中亚·阿尔卡绿色低碳能源站，并分析了其巨大的社会效益。对于需要供冷、供暖、供热水的地区，此能源站采用地/水源热泵系统，替代传统燃煤锅炉供热和中央空调的冷水机/冷却塔两套装置。它既可制冷也可供暖/供卫生热水，具有运行费用低、绿色环保且可再生等诸多优点，是国家在建筑领域节能减排的主推技术之一。对于只需要供冷和供热水的地区，采用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节能技术(温湿度双参数独立调控节能型冷水机组，复合型负压深度蒸发冷却节能技术，冷凝热回收技术以及智能控制技术等)，替代传统中央空调的高能耗冷水机和冷却塔，起到高效、环保、节能的效果。他指出，中国在“十二五”期间将努力形成节能环保产业规模化发展的新格局，并规划通过启动一批天然气分布式能源示范项目来促进能源综合利用效率提高，实现节能减排的任务。

　　宁波市委党校张雅静教授把绿色发展和美丽中国梦联系在一起，认为绿色发展是实现美丽中国梦的必要条件。张教授介绍了新华网、央视焦点访谈、《凤凰周刊》等重要媒体关于环境污染危害的报道，这些案例触目惊心：癌症村、外国人眼中的“北京咳”、雾霾造成哮喘、气管炎、脑溢血、高血压、结膜炎、咽炎以及肺癌等疾病的高发率。张教授指出十八大报告用专门部分阐述生态文明建设，建设生态文明，是关系人民福祉、关乎民族未来的长远大计。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等三大发展和中国梦的实现息息相关。当前，中国的二氧化硫、二氧化碳排放量分别位居世界第一和世界第二，环境污染的严重程度前所未有。张教授认为中国在节能减排方面同时面临着内部和外部的双重压力。三十多年的改革成就巨大，但这些成就主要是建立在传统发展模式的基础上的。为此，张教授提出中国绿色发展必须告别“黑色发展模式”，实现向“绿色发展模式”的转变。中国要突破传统环境发展的库茨涅茨曲线，沿着“创新隧道路线”，走出一条不同于发达国家所走过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发展之路。

　　杭州市委党校韩丽峰副教授就杭州市建设生态城市的创新机制作了发言。她从生态经济、生态环境、生态文明理念等三个方面介绍了杭州市建设生态城市的实践成效：首先是生态经济初现雏形即生态工业发展势头良好，具体表现在清洁生产、淘汰落后、生态农业建设成效明显、现代服务业不断发展壮大等方面。其次是生态环境质量明显改善，具体表现为环境基础设施建设得到长足发展、农业面源污染得到有效控制、受损生态系统得到全面治理与恢复、环境质量持续改善。最后是生态文明理念得到了广泛的传播。韩丽峰副教授随后列举了杭州市建设生态城市的六种创新机制：生态补偿公共财政制度、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智能监控管理、探索排污权交易制度、强化企业环保责任的相应制度、创新合作机制构建区域环境质量共保体制、全民参与机制。最后她提出进一步完善生态城市建设机制的一些建议：建立生态市建设的行政推进机制、构建多元投入机制、优化生态城市建设的资源配置机制、拓宽生态文明建设的社会参与机制。

　　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部郝栋博士后认为，工业文明期间是西方的科学智慧的天下，西方科学化的、解构化的范式将人和自然的主客体形式绝对的对立起来。然而，如今我们发现自然不仅仅是我们改造的对象，而且是包容我们的真正的主体。东方整体论的智慧成为新时代人类发展理念的回归。不同于西方的不断分割与孤立的思想模式，以中国为代表的东方智慧注重从整体上把握人类同自然之间的关系。中国的乡村文明从出生就携带着绿色的基因，能够成为绿色发展的天然载体。郝栋因此提出了中国需要构建内生的绿色发展模式。第一个是政府导向的内生绿色理念，中国政府在发展方向方面要抛弃传统的唯GDP理念，内生出可持续的绿色发展理念;第二是农业生产的内生绿色模式，中国的产业升级的特色就在于基于中国传统的“天人合一”的生态农业，中国农业产业升级的核心就是农业循环经济，最大程度地追求生态效益;第三是内生于科技创新的绿色技术。中国则需要建立新的绿色发展技术创新体系，这种技术创新的体系是在保护环境基础上的充分利用劳动力和技术，充分节约资源的创新模式。最后是内生于中国文化的自然资本。自然资本是绿色经济发展所需要的另一类的可再生资源。

　　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的孙涛博士探析了在不同历史时期中国政治社会变革对绿色发展的影响。孙博士认为晚清和民国时期政局混乱，政权更迭频繁，没有统一的政治权威，生态环境主要是在自发状态下进行演化，外国列强掠夺和内外战争破坏严重。新中国初期所取得的辉煌成就在过分自信的“狂热的意识形态”理想追求下导致了政治文明中的理性成分渐被抛弃，在一系列“大规模政治社会运动”下，生态破坏和环境污染问题日益凸显。改革开放后，一切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社会变革方式激发了“四化”建设的热情，然而，“迅猛发展的工业化”、“日益加快的城市化”、“日趋繁荣的市场化”和“更加开放的全球化”则带来生态环境的危机。随着“政治文明”和“绿色发展”等理念的提出，中国近现代政治社会变革与生态环境演化找到了历史交汇点，开启了全新的时代。在经历了一个多世纪的动荡和徘徊之后，中国政治文明建设逐步走向了健康的发展轨道，绿色发展也获得了新的契机。

　　中共中央党校哲学部博士生杨发庭从国际比较的视角对低碳能源战略进行了深入的探讨。他首先从应对气候变化的挑战及解决能源安全问题等两方面对绿色能源战略的意义做了分析。然后他介绍了七个国家和地区的绿色能源战略：英国发展低碳经济、清洁能源战略、欧盟引领战略、日本大力推进3E战略、德国大打“绿色产业”牌、韩国推出绿色新政、新加坡制定绿色标准。他认为我国可以在六个方面做出实施绿色能源战略的路径选择，即：转变发展方式、完善制度、鼓励绿色技术创新、健全法规体系、培育新兴产业、树立绿色价值观。

　　会上，丹麦Majestas 汽车联席总裁林益民就新汽车与低碳智能城市发表了见解，他介绍了丹麦Majestas在新能源综合解决方案和城市智能交通规划综合服务方面进行的创新工作，以及智能环保技术解决城市交通问题的具体策略;来自D-TEAM 能源有限公司的Derek以及其他与会人员就新能源的开发、污水处理、垃圾分类处理等问题也都发表了高见。与会人员通过对很多问题的交流和讨论，形成了很多共识。

　　在为期六天的学术研讨会期间，到访的各国专家和学者们不仅深入地探讨了中新绿色发展和创新方面的理论问题，而且还对新加坡在绿色发展和创新方面的具体实践项目进行了实地考察，代表们先后参观走访了新加坡新生水污水循环再利用处理厂、新加坡建屋发展局和市区重建局的展厅、新加坡最高的绿色组屋群楼---达士岭组屋等地，从中总结出了很多对中国走绿色发展之路的具有启示性的宝贵经验。在全球经济与环境遭遇重大挑战的今天，绿色发展是唯一出路，走绿色发展道路是当前世界各国的共同任务。中国要坚定走绿色发展道路的信心，在吸收世界各国先进经验的基础上，走出一条适合本国国情的成功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