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人大代表、中华女子学院教授孙晓梅从2010年开始持续提出取消罪的建议。今年7月30日，最高人民法院在《对十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第3939号建议的答复》中表示，完全赞成孙晓梅代表提出的废除嫖宿幼女罪的建议，“无论从法理上，还是从未成年人保护层面，废除嫖宿幼女罪都有充分理由。”（12月8日 《北京晚报》）

    随着幼女受性侵事件被曝光的数量逐年增加，关于废除嫖宿幼女罪的声音也在不断增强。尽管如此，废黜该罪却一直未能付诸立法实践。究其原因，关键在于立法部门与执法实践者对“”和“嫖宿”两者的的认知歧义。

    嫖宿幼女罪存废之所以引发争议，缘于按照现行刑法规定，奸淫幼女作为强奸罪的法定从重情节，可按照强奸罪定罪量刑，最高刑可至死刑；而嫖宿幼女罪的法定刑则为5年至15年的有期徒刑。由于司法实践中存在对“嫖宿”性质的争议，往往导致同罪不能同罚的尴尬。对如此大相径庭的惩处差异，执法部门建议从立法层面予以取缔，即将“嫖宿”归并于“奸淫”，而立法部门则倾向于对执法环节的误读矫正。

    应该说，就成年男女的不正当关系而言，判定“强奸”与“嫖宿”的区别显而易见。即是否违背当事妇女的本人意志，或该妇女是否处于意识清醒状态。但对于身心发育不成熟、尚不具备性决定能力的幼年而言，这种情形判断则应另当别论，即不能用成年人的认知解读与幼女的性关系。事实上，无论是利用强制、胁迫、引诱、欺骗手段实施，还是以有偿性为前提，即使幼女表示同意甚至有某种性暗示，只要成年人知道或应该知道对方是幼女，都应当

视为强奸，毕竟她们还是涉世未深的孩子。这种“一刀切”的定罪量刑，有利于打击对幼女的性侵行为，实现对“儿童最大利益”的保护。

    再者，“嫖宿”意为“性交易”，设置“嫖宿幼女罪”等于间接认可了幼女的“妓女”、“卖淫女”身份。在笔者看来，刑罚定罪既应当考虑罪名之间的逻辑严谨，有利于执法者的司法判案，也要顾及受害者的人格尊严与引发的社会效应。这种疑似标签性的定罪无疑具有对受害幼女的污名化之嫌，既无益孩子的身心发育，也是对社会风化的一种误导。

    也许，我们可以用“司法解释”的办法进一步明确“嫖宿幼女罪”的法律适用界限，但与其多此一举的解疑释惑，倒不如干脆一笔勾消。更为关键的，从幼女心智不全的生理局限和最低限度保障幼女权益的角度出发，所谓“嫖宿幼女”本身就是一个伪命题。某媒体一项在线调查也显示，废除嫖宿幼女罪拥有92.17%的民众支持率。

    人们期待具有罪名无厘头、司法有纠结、幼女污名化、教化有误导、民众存质疑等多重悖论的“嫖宿幼女罪”，早日寿终正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