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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的几起杀医案，都与“治而不好”有关
如去年的哈医大杀医案凶手李梦楠，诊治方案多次更换，强直性脊柱炎却越来越严重，因而手持水果刀闯进医生办公室，造成一名年仅28岁的实习医生死亡，三人受重伤。
又比如去年衡阳杀医血案，犯罪人王运生觉得医生在敷衍他，对其肺结核病的治疗不当，致使他本人身体对治疗肺结核病的药物已产生了“耐多药性”，无法治愈。激愤之下，将33岁的女医生陈妤娜被人连捅28刀残忍杀害。
本次温岭杀医事件，其实也是如此。行凶者认为自己的鼻中隔偏曲始终没有被治好，而医生却一直敷衍他说治好了，虽然这很可能只是行凶手的错觉，但已经激起了他的凶性。
仔细看关于恶性医疗暴力事件的盘点，就能发现，绝大多数情况都是如此，患者或者家属一般是在对医疗效果非常失望的情况下才会行凶。10多年前的杀医案即已呈现这个特点，如2001年38岁的硕士绝症患者彭世宽 ,对着67岁的老医生王万林连捅46刀致其身亡；同年四川农民包季厚因患右眼视网膜脱离，对治疗效果不满，于是制造了一起爆炸，造成五人当场死亡 ,35 人受伤住院。
患者的病痛无法排解，任何其它不顺心都可能激起暴力
在患者久病不好的情况下，他要成天忍受病痛的折磨，本来情绪就非常差，可能已经逼近临界点。这时候任何其它的不顺心，都可能像导火索一样引爆患者情绪。这样的导火索可能是医生的一句冷言冷语、也可能是某次排队挂号的艰辛，也可能完全与医生医院无关，仅仅是患者生活中的其它不顺心。
比如去年的哈医大杀医案，患者身在农村却要赴大城市求医，舟车劳顿换来一句“过段时间再来复诊”，患者情绪上接受不了，一下着就爆发了。
受害医生经常不是主治医生，可见凶手“排解自身不幸”的成分更大
本次悲剧发生后，据当事医院耳鼻咽喉科主治医师王文斌称，“他永远也忘不了，当大家心急如焚地守候在急诊室门外时，一位围观的老奶奶却说，医生态度不好，就应该被捅。还有人说，现在的医院就知道赚钱，肯定是医生把人家逼得没有办法，人家才会杀人。一位患者甚至说，杀死一个医生，下次来看病，服务态度肯定更好了。”
实际上，如前所述，医生态度不好如果是引爆因素，那也只是个导火索。一个佐证是，杀医凶手的“针对性”往往并不强，经常的情况是见医就杀，而不是针对直接和他发生关系、可能产生态度问题的主治医生。可见杀医凶手的泄愤情绪经常大于报复情绪。
要减少悲剧，一方面要科普“治不好未必是医生的错”
医生并非万能，无效医疗与高误诊在全世界都广泛存在
即便排除医生水平不佳或者态度不好的情况，要做到什么病都治好都是很不可能的。没有人确信所有的科学探索和技术进步都一定能够天随人意、一帆风顺地带来好消息，心存向往和实际效果往往还是会有一定距离。在医疗界，典型的现象就是无效医疗：同样的症状，同样的治疗方法，可能只在少部分的案例中获得好的疗效，但在大部分案例中都不会起到作用。
而误诊也是无法完全避免的。广东省卫生厅副厅长廖新波数年前曾发过一篇博文《医生的诊断有三成是误诊》，该数据来自武警总医院肿瘤生物治疗科主任纪小龙，纪小龙的研究收集了国内200种医学期刊上的标准误诊文献，汇集文献病例总数548400份，其中误诊病例总数152934份，从而统计出文献报告的误诊率为27.89%，各年度间的误诊率波动在24.5%-32.8%之间，在不同等级医院间，误诊率有所差异。而检索国外文献，有尸检误诊率报告均在30%左右。
这个三成误诊的数据，是针对疑难、复杂、危重疾病的，然而也正是重症病人，更容易引发医疗暴力事件。廖新波、纪小龙当初披露这个数字本意是为医生减压，请求患者谅解，但不出意料的是，此举被许多评论者视为推卸责任，反遭质问“医者父母心在哪”。
对“医生并非万能”的科普，有助于减少“患者的不幸是医生的错”这种思维
如前所述，也许医生完全没有态度不好或者别的问题，患者也可能在自身病痛的折磨下，丧失理智行凶。因为他还有这样的思维链条：我很不幸——我的不幸是因为疾病——我的疾病是因为医生医疗的问题——医生有错，再简化下就是“我的不幸是医生的错”。于是为了排解不幸，就迁怒于医生。
要改变上述思维链条，对医学的科普很重要。要让人们清楚医学的意义和局限，就能减少一些错误的联系。
最重要的则是缓解患者的“不幸感”
医生良好的态度，可以温暖患者
医学界微博名人于莺昨日提到，美国著名的梅奥诊所曾对几百名患者做过采访，“患者一致反映出他们期待的值得信赖的医生行为，是:自信，感情投入，仁慈，因人制宜，直率，尊重患者，全力以赴。”
如果医生能做到这些，不但可以减少引爆患者情绪的导火索，而且可以进一步缓解病痛给患者带来的不幸感。反之，则会让受病痛折磨的患者更感觉不幸，某些不当举动可能直接成为导火索。
在本次温岭杀医事件中，凶手始终无法理解为何右鼻孔有症状却要从左鼻孔开刀，假如医生能注意到凶手对此的关心，并最大限度的做出解释，或许就能避免悲剧。
医疗系统的改革，是更为根本的解决之道
去年的哈医大杀医案，其实背后的根本问题是看病难、看病贵。而医生成了这个中国医疗顽疾的替罪羊。
在这个案例中，医院没有建立起方便患者看病的机制，让农村患者千里迢迢的求医变成“空跑”。而不为患者的方便着想，又岂是一家医院的问题？那是中国医疗系统长期以来“官派作风”的表现。
